延安时期党的红色“生命线”

延安时期，是红色交通工作恢复重建、飞速发展的时期。对于每条红色交通线而言，延安，既是终点，也是起点。一条条连接延安的道路，是党中央对外联络的“大动脉”和生命线，担负着与各个抗日根据地书信联络、情报传递、物资进出、干部输送等重大任务，对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革命根据地和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延安时期，红色交通事业开始了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党中央到达延安后，为了加强与各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及国民党统治区和敌占区的沟通联络，1940年11月，决定恢复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重组中央交通局，对外称“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吴德峰任局长，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直接领导，机关驻地在延安枣园侯家沟。重建的中央交通局担负重要秘密文件传递、护送干部和物资运输工作，在机构设置上调整为了国际交通处和国内交通处。1941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织成立中央交通委员会，主任为任弼时。

铁道游击队员在火车上合影

1942年1月12日，根据全国抗日形势与对敌斗争的变化，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央关于建立各根据地秘密交通的指示》，要求各个根据地之间必须同时建立通过敌人封锁线的秘密交通线，并明确提出了建立两条从延安到各根据地的主要秘密交通干线：一条是从晋西北的文水、交城到晋东南、冀鲁豫转山东、苏北到华中；另一条是从原平线到晋察冀转冀中、平西及冀东，以“保证中央与各根据地间的文件、干部得以迅速而安全地互相传送。”指示同时要求各根据地“最高党组织应即选派能力较强、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到各邻近边区主要来往方向之边界建立强有力的对头交通据点”，在中央局、分局、区党委的秘书处之下，应指定专人设立交通科，负责建立和管理秘密交通工作。根据中央指示精神，“中央农委”（中央交通局）在地方组织和军队支持下，各根据地在敌占区建立了大批的秘密交通站，更是在各个隐蔽战线的支持配合下，将不少日伪的“维持会”变成了掩护我们的两面政权，成为我们地下“秘密交通”的可靠掩护的据点。通过秘密交通干线的组建，十几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与延安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

抗战期间，一批国际友人通过党的秘密交通线，经平西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

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对陕甘宁边区实行断供、断邮的财政封锁政策，延安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财政困难。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民众一手抓自力更生，一手抓精兵简政、厉行节约。根据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实行“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精兵简政方针，1943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中央交通局“归并办公厅之下，成为一个交通科”，即中央办公厅（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中央交通科。

1947年3月，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中央办公厅将全部工作人员分成三支队伍，第一支队伍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第二支队伍跟随中共中央工委书记刘少奇和朱德总司令转移到河北西柏坡，第三支队伍跟随中央后方委员会叶剑英、杨尚昆转移到山西临县三交镇。转战陕北期间，中央交通科圆满完成了党中央、中央工委和中央后方委员会交办的各项工作任务。1948年5月，毛泽东率领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西柏坡，恢复了中央办公厅建制，并重组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交通科。1949年4月，中央办公厅交通科随中央机关迁到北京。

延安时期，红色交通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伟大成就

延安时期，红色交通线的建立是党中央与各个根据地保持密切联系、指导其开展建设和斗争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党中央所在地——延安生存与发展的生命线和保障线。

首先，红色交通线担负起了来往传递党内秘密文件和各种情报信息的基本任务。党中央指导各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的有关指示，党的有关会议文件及其他情报信息，各根据地向党中央提交的各种报告等等，均由秘密交通员通过红色交通线传递。其中，比较著名的是延安时期的“千里调档”行动。1941年，党中央开始编印《六大以来》，并为召开党的七大准备材料，由于很多重要文件在延安无法找到，中央书记处于1942年2月给周恩来、董必武发出了“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的电报，希望上海党组织帮助查找。远在上海的中央文库保管人及党的地下工作者接到任务后，将资料翻拍进微缩胶卷并装入电池，辗转千里，跨越层层设卡的日占区、国统区，到达了抗日根据地，最终安全运送到了延安，成功完成了“千里调档”的重要任务。

1942年2月，中央书记处关于收集党史资料给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

其次，红色交通线是党中央向各个根据地输送人才和干部往来的主要通道。延安时期，党中央要尽最大努力保证各个根据地的生存发展，其中一条就是根据工作需要，维持人员的流动和往来。具体包括根据地之间、根据地与沦陷区、前线之间的人员选派调任、学习培训等。20世纪40年代前期，党内交通有几次重大行动。一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部分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转移到苏北；二是1941年至1943年，全国各地主要是县团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三是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四是一批批党的干部和优秀青年从延安出发前往各地岗位；五是向往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人士奔赴延安。这些大的交通行动，都是在中央交通局的统一领导下，各个根据地红色交通站紧密配合，得以圆满完成任务。除党内领导人、党员干部、爱国民主人士和民间团体外，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还接待了许多文艺工作者和外国友人。著名作曲家冼星海、朝鲜音乐家郑律成、著名记者斯诺夫妇、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加拿大共产党员白求恩、印度援华医疗队中的柯棣华都是秘密经“八办”前往延安的。

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

第三，红色交通线是各个根据地和部队拓展战略物资的重要通道。1941年皖南事变之后，延安处在国民党的层层封锁之下，无论是武器弹药还是医疗用品、生活用品都严重缺乏。面对这种局面，14个八路军办事处成为当时红色交通的中流砥柱。驻武汉办事处曾转运军饷655万法币、枪炮730多支、弹药1390多箱、服装46万套、药品35万箱等。驻太原办事处曾转运30部电台、100万发子弹、200挺机关枪等。驻上海办事处转运了1000具防毒面具、2万双胶鞋、4000匹细布、捐款1785万元。驻西安办事处采办了大量通讯军工器材、金属化工原料、皮革、纸张、蜡烛、行军锅、报刊书籍等送往延安。其中，“13万两黄金送延安”“两万条毛毯运动”的故事，就是发生在红色交通线上。仅通过山东微山湖区就安全转运干部1000多名，无一失误。

微山湖上的红色秘密交通线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活跃在各条红色交通线的交通员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紧紧依靠群众，战胜了重重困难，确保了秘密交通线的畅通无阻，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

延安时期，红色交通事业践行了伟大建党精神和抗战精神

红色交通线建设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的奋斗史、创业史，集中体现了广大交通员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与奉献，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延安时期，活跃在各条红色交通线上的广大交通员，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延安源源不断地注入新的战斗和建设力量，为抗日前线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他们以顽强拼搏的革命精神和对党忠贞不渝的政治品格，在危机四伏的敌占区克服重重困难，坚决按照上级指示，圆满完成所交付的各项任务。可以说，红色交通线是交通员们用双脚踩踏出来的，用血汗浇灌出来的，用生命捍卫出来的。为保持党的“血脉”畅通，很多交通员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牺牲宝贵生命，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红色交通线上的水上运输队（剧照）

红色交通线上的广大交通员勇于担当、甘于奉献、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英雄气概，是践行伟大建党精神和抗战精神的集中体现，他们无私无畏、机智勇敢、绝对忠诚，让隐秘的交通线闪耀着信仰之光，在那晦暗如墨的年代，汇聚成星河，照亮中国前行之路。

虽然今天的社会条件早已不同于革命战争年代，然而红色交通工作的经验是应当借鉴的，广大交通员的崇高精神是应当学习的。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敢于斗争勇于斗争的高超本领，始终践行群众路线的为民情怀，灵活机动的对敌策略等，对于今天的共产党人来说仍然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