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与黄埔军校的创建

1924年，孙中山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办了黄埔军校，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结出的一大硕果。在参与创办黄埔军校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军事实践，为后来创建革命军队积累了初步经验。

黄埔军校的筹建

辛亥革命后国民党屡次失败的教训尤其是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逐渐觉悟到革命不能依靠旧军队。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了他很大的启发。1921年8月，孙中山在回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信中，就表示希望了解苏俄军队和教育方面的情况。同年12月下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会见孙中山时，向他提出的一条建议就是创办军官学校，培养军事骨干以建立革命武装的核心。1923年初，孙中山派廖仲恺陪同苏俄特使越飞前往日本，进一步商讨了苏联援助中国革命的具体办法，包括帮助创办军校的问题。同时，孙中山通过越飞带信给莫斯科：“为了改造国民党，建立革命军队和为了进行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希望得到声援、支持和帮助，并希望对拟议中的各项事业给予财政援助。”1923年5月1日，苏联政府答复：“可利用我国援助的军事物资和教练员建立一个包括各兵种的内部军校（而非野战部队）。”1923年9月底，第一批苏联军事顾问来到广州。在此期间，孙中山还派出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前往苏联考察。在近三个月的时间里，苏联向代表团介绍了有关苏联党、红军和教育等方面的经验。

1924年1月24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议决创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设在黄埔的长洲岛上。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现场并发表演说。这一天正是陈炯明叛变两周年的日子，选这个日子，可见孙中山对黄埔寄予的厚望。孙中山在演说中指出：“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所以在二年之前，竟有号称‘革命同志’的陈炯明军，炮攻观音山，拆南方政府的台”，“因此知道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害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我们“从今天起，重新来创造革命的基础，另外成立一种理想上的革命军”。孙中山的讲话阐明了创办黄埔军校的宗旨。

苏联和中共的帮助

在黄埔军校的创办过程中，苏联给予了大力援助。1924年4月16日，应孙中山的要求，苏联顾问鲍罗廷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致电莫斯科，要求给广州派五十名军事工作人员，并要具有丰富的战斗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不久，苏联军事顾问巴甫洛夫、切列潘诺夫、加伦等陆续到达广州，他们都是有名的苏军将领。他们的到来和提供的建议，对筹建黄埔军校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帮助黄埔军校制定教学计划、修订各科教程，介绍了苏联红军战史和经典战例以及在训练和作战方面的许多新经验，参加教课并示范。对一些新科目，苏联顾问总是先向教官和队长们讲解示范，把他们教会，然后再由他们去教学生。

在经费和物资方面，苏联为黄埔军校提供了巨大支持。1924年3月，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应加拉罕建议，给国民党拨出五十万卢布、一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炮。黄埔军校开办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采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建议，援助中国二点五万卢布，其中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供一万卢布，其余的一点五万卢布由外交人民委员部按预算援供，全部援助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提供。1924年10月8日，沃罗夫斯基号将苏联第一批援助的八千支带刀的俄式长枪、子弹四百万发、小手枪十支和其他武器运至广州。

由于广州政府的经费不足，正式开办黄埔军校需要更多的支持，国民党遂向苏联请求更多的援助。1925年5月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开会议决：第一，认为在广州组建新的可靠部队是必要的。责成伏龙芝同志为此目的向广州派遣一个二百人的教官团。第二，为组建部队拨出必要的资金，责成伏龙芝和索柯里尼柯夫最后确定为此拨出的补充资金的数额（约五十万卢布）。第三，为同样目的，拨出两万支步枪、一百挺配备子弹的机枪、一定数量的掷弹炮。此后，苏联连续援助枪支弹药。1925年，一次运来广州的军火就价值五十六点四万卢布。1926年，又将各种军火分四批运抵广州，第一批有日造步枪四千支、子弹四百万发、军刀一千把，第二批有苏造步枪九千支、子弹三百万发，第三批有机关枪四十挺、子弹带四千个、大炮十二门、炮弹一千发，第四批有步枪五千支、子弹五百万发、机关枪五十挺、大炮十二门。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黄埔军校的工作，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黄埔军校的最大特点是把政治教育提到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对于学生除了授以下级干部必需的军事学识之外，复授以政治教育，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知道枪要向什么人放”。军校学习苏联红军的经验，设党代表和政治部。党代表对党员负完全责任，“党代表为所属军队之长官，其所发命令，与指挥官同，所属人员须一律执行之”。政治部是校长、党代表进行政治工作的佐理机关，掌理全校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

1924年11月，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他到任后，充实了政治部机构，建立起一套政治部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工作制度，重订政治教育计划，加强政治课的教学，丰富政治教育内容。军校还经常邀请国共两党领导人来校演讲，讲解有关革命的各种问题。后来，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人也到军校担任政治教官，他们授课很受学生欢迎。周恩来主讲国内外形势，“这是一门百听不厌的大课，学生们人人爱听的课，难得的是每次都有新的内容，他对国内外的形势了如指掌，阵线分明，他的每次讲演博而能约”。他登台讲演时，“带队的官长们，肃立一旁静听，一听到底，并不来来去去的走动”。恽代英主讲的是社会科学概论，这门课“实际上是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综合科学，是富有哲理的课程”，但他讲课“善于联系实际，善于对比，善于批判资产阶级学者的观点，有时也饶有风趣。”

除了上政治课外，政治部还注意采取多种方式，如扩大图书室，增购书报，创办报纸和刊物，成立演出剧社，举行演讲会和讨论会，利用标语、口号、革命歌曲开展宣传。军校明文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购阅。”政治部宣传科编印出版《士兵之友》《壁报》《黄埔日刊》《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军事政治月刊》等刊物，宣传革命思想。在校部还设有政治问答箱，学生可随时将疑难问题投入箱内，每周由教官开箱，就学生提出的问题在课堂上或校刊上进行有针对性的解答。政治部将恽代英等解答问题的文稿，编成《政治问答集》印发，由此传播了革命理论。宣传科还成立了俱乐部、血花剧社等团体，教唱革命歌曲，演文艺节目。

在此基础上，周恩来指导建立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联合会由共产党员蒋先云、周逸群、徐向前、李之龙、陈赓等负责领导，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桂林军官学校等学校的青年军人和学生组成。联合会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创办了《中国军人》会刊和《青年军人》旬刊等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主张革命军一律采取党代表制，建立政治部，从事政治训练。联合会还派人到各地的部队去发展组织，人数最多时发展到两千多人，团结了大批革命军人。

崭新的政治制度、丰富的政治教育有力地激发了师生们的革命热情，校园内革命空气也空前高涨，出现了新的气象。

在军校的基础上建立革命武装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就是“希望在这学校里养成一班有主义有纪律的下级干部，然后再来组织党军”。1924年8月，军校根据孙中山的命令，扣押广州商团私运军械九千多支。黄埔军校先后成立教导第一团、第二团。教导团实行三三制，每团三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中级军官由黄埔军校教官中选任，连长由军校区队长中选任，排长、班长大多由军校一期毕业生充任。教导团效法苏联红军，在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选择军校教官或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担任，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教导团每团有一千多人，成立不久就投入东征、平叛等战斗中，声名远扬。第一次东征后，1925年4月，经廖仲恺提议，决定以军校教导团第一、二团成立党军第一旅。平定杨、刘叛乱后，党军扩大到3师9团。

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将所属各军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党军与军校分离，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军的建立，初步实现了孙中山培植革命武装的计划。

与军校教导团成立几乎同时，以黄埔军校学生为主要骨干的另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也建立了。这支革命武装，是周恩来和中共广东区委向孙中山建议并征得他同意后，从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抽调部分党、团员作为骨干建立起来的。它的番号全称是“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中共从黄埔军校第一期师生中选调了一批人担任干部，又从各地调来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充当队员，也有一部分队员来自大元帅府的卫士队，全队人员一百五十人左右。这实际上是中共直接领导的第一支革命武装。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铁甲车队全部和从黄埔军校抽调的一部分人为骨干，组建了又一支革命军队——叶挺独立团。这支军队的正式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正式成立。独立团连以上干部大都是共产党员。全团设立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叶挺独立团迅速成为一支有高度政治觉悟、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

对中共参与创建黄埔军校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实践，毛泽东曾说：“我们党虽然在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的三四年中，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乃至在其以后的一个时期，对此也还认识不足；但是从一九二四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经过援助国民党的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党已掌握了一部分军队。”